但是，2003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负责人主编的《地方立法程序》一书，却明确提出，立法规划应当只具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起着提示和某种软约束的作用。
（陈柏峰：北大代表不了中国。法学是文革以后恢复的学科，底子薄，起步晚，人称幼稚。
平等乃正义之母，正义是平等的女儿。他只是在应付干部考核罢了。（掌声） 李斯特：谢谢冯老师，您刚才讲的内容我感触很深。门背后刚好站着他的老板，这下可好，当场炒了鱿鱼。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接班人难题，历次政治运动的错误，追根溯源，都是这问题（详见《法学的历史批判》）。
最近校方决定，把北大中心一块人文风水宝地静园腾空，让给一个一年制的留学生项目燕京学堂，学生也不怎么抗议——希望别把老传统弄丢了。我想，不管是政法传统也好，还是说宪政也好，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说是我们的宪政当中的核心地方，可是我们的新法治恰恰是不谈这个。这是为什么在社会契约之前必须讨论自然权利的根本原因。
正如科斯在分析企业的边界时指出的，"当我们考虑企业应有多大时，边际原理就会顺利地发挥作用。而这两点之外的其他选择和决策，却显然不能计人其中。{3}[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但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会把启动公共权威的决定权完全交给私人。
照此理解，法律代替市场进行的强制交易，也可以被视为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因为服从法律的安排，正是源自于人们在结成共同体时缔结的"社会契约"。法律的权利定价不过是在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财富（利益）分配，而不是作为一种定价机制进行的资源配置。
以为法律界权是一种校正正义，前提条件是司法定价可以完全而且总是符合市场定价。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些情况，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朗。市场效果只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甚至并非必不可少。就法律的供给而言，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律的边界随着界权成本的降低而扩大，随着界权成本的升高而缩小。
法定价格不过是市场价格的反映，正如月光只是源自于对日光的反射。[31]See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Richard Tuck e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13. [32]参见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小岗村农民的集体约定，是集体所有者对集体土地进行的权利界定，并因获得了国家默认而具有了法律效力。参见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盛洪："法官裁决与公共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季卷。Richard Brooks, The Relative Burden of Determining 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 Broken Elevators in the Cathedral,97 NorthwesternUniversity Law Review, p.267（2003）． [9]James Krier and Stewart Schwab,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 The Cathedral in Another Light,70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p.440（1995）. [10]Edward Glaeser, Simon Johnson, and Andrei Shleifer,Coase versus the Coasians,116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p. 853（2001）。
作为其他界权体制的替代，法律的边界将会停在其运行范围扩展到在法律内部界定权利的成本超过通过其他替代机制进行同样权利界定的成本的那一点上。如卡多佐所说，"法律的终极原因在于社会福利"{3}（P.39）。
用法学和经济学更为常用的例子来说，司法救济就是一个切分蛋糕的过程。法律的事后救济，也是"初始"的权利界定。但是必须看到，究竟哪些案件允许"私了"而哪些案件只能"公了"，究竟在"公了"过程中是否允许"私了"，恰恰是法律自主选择的结果，是法律选择是否任由私人选择、是否将特定权利的实际执行交给私人。也就是说，法院要决定路人手臂的最终价格，必须首先决定本案中路人手臂上附着的是哪些权利。将司法定价等同于市场定价，将司法救济视为分配正义，将法律界权作为替代交易，实际上都源自于一个共同的理论盲点：忽视了"界权成本"。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将确定赔偿金额视为定价，这也是一个先界定权利、再界定价格的过程。
法院并不自己买单，却要对制定法律的国家和公众负责。只有双方无法就侵权认定或责任范围达成一致时，人们才需要诉诸法律。
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于，如果法律的作用仅仅是节省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过高仅仅是因为定价困难（即价格分歧），那么市场和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提供另外一种定价机制？如果仅仅是要解决定价问题，市场本身不是最佳的定价体制么？至少在科斯的文本中，"定价体制"与"市场"几乎是同义词。总之，法律的权利界定，起于利益分歧，终于利益分配。
法律选择的机会成本，因此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交易成本。首先，法律的性质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界权体制"。
这就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模拟"科斯《企业的性质》得出的"法律的性质"。立法界权虽然看似一种"规则之治"，普遍支配辖区之内的所有个体，但是对于法律经济学而言，这和司法界权只是"纠纷解决"并无不同，两者都只有落实在具体行为的法定界限之上，也就是都只有最终明确划定了一个个体的行动边界，才有实质的经济意义。所谓"司法定价"、"强制交易"、"校正交易"的经济性质，实际上都是利益分配，是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如果界权成本为零（即没有利益分歧），那么法律界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不会存在利益分歧和交易成本过高），当然市场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法律比市场更为便利）。
但是在界权选择的时刻，资源分配的选择尚未作出，这时的机会成本只能是界权成本。而权利界定的供需关系，最终反映于权利界定的价格-界权成本。
究其原因，在于没能在理论上揭示"交易成本过高"与"权利界限不清"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了错误的概念区分。尽管我们看到的是法官判案和议员表决，但其实质意义是法院和议会的权利界定。
因此法律选择的边际点，不是边际交易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收益，而应当是边际界权成本等于边际界权收益。"[6]不论市场的、企业的还是法律的交易成本，其实质都是不同定价体制的定价成本。
决定各方最终所获多少的，是分得蛋糕的大小，而非蛋糕上的价格标签。同样，"界权可能性边界"描述的是法律界权与社会所能提供的其他潜在的界权选项之间的替代关系。具体承担公共人格的私人个体如何行事是一回事，公共人格本身的行动意义是另一回事。反过来，司法界权虽然看似只是做出的个案裁量，但是影响所及，却和制定普遍规则的立法界权并无二致，两者都会影响到规制选择之后的类似行为，都会系统性地改变辖区之内的行为模式。
司法能够影响资源配置的只是其界定的权利范围，正如月球能够影响月光的只是其形成的反射区域。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就揭示了，经历了亿万年的桑田沧海而默默无闻的山洞，一经发现就意味着权利争议。
司法定价的实际结果，只是被告被迫以300元的价格从原告那里"买"回市值200元的苹果，相当于在损害赔偿之外实际上又被处以了惩罚性赔偿（100元）。……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或是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
即使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00元（即判以30元钱一个苹果的法定价格），只要市场价格依然是20元一个苹果，那么这10个苹果对于原告和被告乃至整个市场的实际价格仍然是200元。所谓"交易成本过高"，实际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利益分歧，即责任或权利归属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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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财产权是作为既定的事实承认下来的，它对商品的实际交换不起任何作用，市场交换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7]因此，对于理论无用的抱怨和偏见，我们似应一分为二审慎看待。
我国目前对法官的任命条件限制不严，很多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专业知识教育，但只要在法院干上几年，就能顺顺当当的坐上法官的交椅。
See Antonio Nicita and Matteo Rizzolli, Incomplete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ary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The c-evolu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2004）。
不要说没有一个正式的立法规划，即使当时有一些类似规划性质的立法设想或者部署，不少也没有得到如期落实。